我的父亲－－一名普通电力职工的成长历程。

我 的 父 亲

　　龚殿仁

　　2006年春节在家闲着没事，偶然翻到了我在当年父亲生病期间的随手日记，已经过去20多年，感慨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的打开家用电脑，花费了好几天时间，一键一键敲出如下文字。

　　父亲生于上世纪20年代，逝于70年代末，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父亲出生于苏北盐阜地区一个经济状况尚可的农民家庭，家里有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还有两个姐姐。祖父俭朴而严厉，祖母慈祥，是旧时典型的农家妇女，可惜因病早逝。弟兄三人都读了书，我父亲读的书最少，只读了4年私塾，放学回家也会帮家里做点家务、农活如割猪草等。1941年，也就是父亲17岁时，有一队新四军经过家乡，他扔下猪草篓子就跟随部队走了。父亲当时倒也并不是出于什么觉悟，也不是家里缺吃少穿，只是觉得家庭缺乏温暖。祖父太严厉，但他老人家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强大，也因此先后促使大伯和三叔都离开了家庭，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大伯和三叔也先后离休。

　　1943年，在苏北某镇，父亲所在部队与日军交战，打了三天三夜，双方伤亡都很大。祖父听人家说父亲阵亡了，仗一打完就到镇区周围寻找父亲的遗体，找了一整天也没找着。当然，父亲的阵亡只是谣传。

　　父亲虽然只读了4年私塾，但在当时的部队也算是小知识分子了。1941年入伍后曾任班长、排长。1946年后，在部队军工厂任指导员、厂长；1950年转地方，历任区委宣传科长，县保险公司副经理、银行行长；1955年任地区专员公署统计科副科长；1957年，响应上级号召，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所在区任区委书记；“文革”前曾任过几个公社的公社书记、县委农工部部长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也无例外的挨了群众的批斗，然后进入“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记得那年春节，母亲让我送点点心给父亲，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席地而坐，见到我送来点心，他随即一人一小块地分给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我见他们吃得非常香，回来告诉母亲，母亲只是流泪。后来还听父亲说过，在干校时，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小头头让他抬砖头，两百多斤重一摞，他们当时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又长期不干体力活，根本是抬不动的，但是又不能违抗，怎么办呢？父亲一眼看到一根不太粗的竹杠，很快有了主意，他拿起那根竹杠，向同伴使一个眼色，两人同时一用力，只听杠子啪地一声！他二人随即垂手立在一旁，众人见此情形同声指责那个小头头，父亲这才得以过关。文革后期离开干校后，他又曾到农村大队任了一段时间的大队书记。

　　父亲于1953年在县保险公司任副经理时第一次工资定级为行政18级，每月工资一下子拿到80多元，当时就觉得钱太多，因为在那之前，干部的待遇都是“供给制”和“包干制”，每月也就是十几块钱的样子。

　　父亲为人看似随和，实际很耿直。在农村大队，遇到困难社员，常常从口袋里掏点钱给人家。我们兄妹5人，还有一位长期照看我们的“大外婆”，一家8口人，基本上只靠我母亲40元的工资，父亲的工资除了他用于抽烟，其他多数都接济了农村那些困难户。但是，他一辈子与他的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