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新课改反观与前瞻后沉思

　

笔者作为一名关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层教育科研工作者，近年来，认真研读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程标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等有关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支柱性文本，多次听取了有关课程专家的学术报告，并深入若干教改实验区进行调研。在接受过各种信息并经过冷静思考之后，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我既对新课改的机遇和前景感到乐观，又对新课改面临的巨大风险和种种困惑而感到忧虑和迷茫。

一、新课改背后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我国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发生在21世纪初叶国际风云变幻、新技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亟待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大量创新人才的宏观背景之下，旨在按照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重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革命。其干系重大，足以决定我国基础教育的前途和命运。如此之大的改革举措，需要做好包括课程决策、课程管理、教材编写、选点实验、师资培训、技术装备等环节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准备工作是构建一个传承中国教育传统、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相对系统完整的新课程理论体系，以便为这场大规模的课程改革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我反复研读新课改的各种支柱性文本，不由心中疑惑：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也许是我太浅薄了，实在是看不出。从某些带有倾向性的倡导和似曾相识的概念中，我隐约觉察到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凌乱。在各种凌乱的“理论碎片”中，无非是从布鲁姆、布鲁纳、杜威、加德纳等人的理论库存中搬来的实验主义、建构主义、人本主义、多元智力、合作学习之类的东西。

我并非反对新课改借鉴国外的东西，而是说我们于21世纪这个全新的时代并在我们这个东方的国度开展新课改，借鉴19世纪、20世纪分属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外国课程理论，必须经过消化、吸收并加以整合，变成自己肌体上的血肉。

二、新课改在对待我国传统教育问题上有失偏颇

我们现在的教育绝非“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是一代代、一点点地延续和发展下来的。以孔子教育理念和实践为代表的中国教育传统是一个博大精深、辉耀千古、影响世界的巨大宝库。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教育中许多行之有效、生生不息的东西，都能从这个宝库中找到渊源。我国的优秀教育传统，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六个方面：(一)在课程设置上，以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框架，逐渐发展、完善为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二)在教学内容上，以孔子的“诗、书、易、礼、春秋”为基本内容，逐渐发展、完善为相对稳定的教材体系；(三)在教学策略和方法上，以孔子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为基本策略和方法，逐渐发展为完善的教学论体系；(四)在学习方法上，以孔子的“苦学”、“乐学”为基本方法，逐渐发展、完善为以读背经典、自学自得为主的学习方法；(五)在办学体制上，官学与私学相互补充，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互配合，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办学体制；(六)在评价制度上，以科举为基本形式，逐渐发展为相对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

当今社会的许多国人总喜欢用“洋词儿”、时尚词儿包装教育，并热衷于从洋人那里追根求源。其实，有些东西，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找渊源更为正亲。如“分层教学”、“异步教学”，不就是孔子说的因材施教吗?愉快教育，不就是孔子大力倡导的“乐学”吗?挫折教育，不就是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吗?当今新课改中大力倡导的综合实践活动，同当年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边走边教、师徒争鸣，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尤其是蕴含在儒家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深厚的哲学底蕴，是林立于世界教育长河中的绝大多数教育大家无法比拟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已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段历史中的教育，应当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积淀了一些独特的优势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依笔者观之，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充分肯定。

其一，多年来，以“两个基本”(基本知识、基本能力)为重点，以编班授课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国家教材为主干，以乡土教材为补充，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课程和教材体系。人教社多年致力于中小学教材编写，在体现“两个基本”和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功不可没。

其二，把人类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科学知识，分阶段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承，中国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三，在教学中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强调学生对基本知识的记忆和读、写、算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

其四，以考试为基本形式的教学评价制度和以中考、高考为基本形式的选拔新生制度，在不断改革中逐步得到完善。这是在中国国情下，比较其他形式更具优越性、弊端相对较少的一种选择。我国中小学生在“两基”方面，是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学生的，特别是在应用母语阅读和数学的一般计算能力方面，是很令西方一些国家教育专家折服的。

这次课程改革到底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和教育传统中传承了些什么?从我阅读到的课改的基本文本中压根儿没看出什么“门道儿”。相反，令我看得很清楚且印象极深的是新课改文本中对我国教育传统和课程范式的尖锐批判和彻底否定。白纸黑字的文件及专家报告中对我国传统的基础教育课程的“盖棺定论”是“难、繁、偏、旧”和“六个过分”(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过分强调接受学习、过分强调课程评价甄别和选拔的功能、过分强调课程的集中统一管理)。这些概括，的确言中了传统的基础教育课程的某些弊端。现在的问题是“难与易”、“繁与简”、“偏与正”、“旧与新”、“过分与适度”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至今没有找出合适的“度”。

三、新课改过于理想化，在实施中严重受阻

新课改的先天不足极易导致行动的盲目性，以虚无主义对待我国传统教育又极易导致新旧承接的困难，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致使新课改在实践中严重受阻。

(一)走进“高原区”。笔者深入山东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调研，许多校长和教师对我坦言：新课改的文件及“解读”等学习材料，我们学过了；许多课改专家的学术报告，我们也听过了；关于新课改的一些基本常识、基本理论、基本思路，我们也基本明了；国家的课程政策及许多专家的见解，我们都能接受。但我们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教育现实，经常有一种“理通”而“行不通”的困惑。有的老师干脆说：新课改“改”到今天，我们只是知道了许多的新鲜词儿，如“自主”、“探究”、“合作”、“互动”、“体验”、“创新”等，具体到实践，矛盾很多，很难把握。也有许多教师说，我们教了十几年、几十年书，越教越不知道怎样教了。从基层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反映的这些真实情况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某些地方的新课改走进“门槛”之后难以继续深入下去，有些实施水准较高的地区难以攀升新的高度。

(二)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面对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和教材的重大变革，相当多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思想准备不足，特别是在观念上不适应。在许多教师的头脑和施教活动中生硬灌输、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等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根深蒂固，形成一种难以扭转的巨大惯性。老教法不灵了，新的教法又找不到，陷入行动的“盲区”。有些人“旧瓶装新酒”，自觉不自觉地把新课程装进了“应试教育”的“笼子”里。也有一些人“新瓶装旧酒”，看上去挺“时尚”，其实是旧货色。

(三)“春风不度玉门关”。新课改已在我国沸沸扬扬地开展了两年多的时间，但亲眼目睹基层的实际情形，给了我当头棒喝，原来新课改在许多地方是“春风不度玉门关”。许多人压根儿不知道新课改为何物，更谈不上认真实施了。有些人甚至认为“新课改不就是换换教材吗”?笔者闻听此言，不由啼笑皆非。新课改如果单纯换一遍教材了事，还是一场革命吗?

(四)“猛虎敌不过群狼”。近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3+x”的推行，令我从教育的千回百折中又看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然而笔者深入高中教学第一线明察暗访，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又不由使我感叹和忧伤。“3+x”本是导向，旨在考查学生对所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基础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借以引导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然而很多地方热衷于研究高考新动向，对付高考各有奇招，给我的突出印象是“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3+x”中的“3”，不是单科考试吗?高考命题专家们出题深，我比你更深，你“打眼”，我“凿井”，你“刨坑”，我“挖洞”，此乃“深挖洞”。“3+x”中的“x”，不是广而浅吗?你广，我比你更广，你是“昆明湖”，我是“西湖”，你是“渤海湾”，我是“太平洋”，此乃“广积粮”。有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