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读书的最初几个月里，课堂小组讨论简直是我的梦魇，后来我才体会到——课堂也是学生的“舞台”
一过9月的爱丁堡，5点不到，已无天色，而一天的课程也才正式开始。为了照顾在职学生，学校把很多课程安排到了他们的下班时间。作为全职学生，这样的“夜校”生活直接导致了我在爱丁堡的日子常年不见阳光。
在爱丁堡的“夜校”生活是在一个叫Paterson＇sLand的百年建筑里度过的。班级是个“联合国”，同学来自亚非拉，年龄分布老中青。通常每门课会有20到30名学生选修，其中，1／3是本地学生，1／3是在职学生，1／3是留学生。学院老师们风格各异，教学手法也不尽相同。不过不管哪门课，哪位老师，都有共通一个点，授课之中必用小组讨论。
在开学初期，除了苏格兰老师浓郁的口音外，小组讨论是我最头疼的环节，在英国学习的研究生课程是之前未曾接触的领域，既无案例借鉴，又无理论基础。无奈，每次上课老师必要加入小组讨论，少则一次，多则三四次。讨论通常围绕一个问题，小组成员大家需要各抒己见，讨论结果由小组推选意见领袖，再与其他小组甚至老师展开辩论，辩论的结果会成为老师授课的下个篇章。其间，授课老师会巡视每个小组，观察小组成员表现，记录每个人的发言数量，作为课堂表现，算入期末成绩总分的30％。得知这一要点之后，小组讨论的气氛明显活跃。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小组讨论简直是我的梦魇，一旦讲师放下教鞭，一声令下讨论，课堂最艰难的时刻就正式开始，比听不懂苏格兰口音还要让人尴尬。6、7个人围坐一起，每个人都需要有所贡献，分享观点，提供案例，表述结论，各有其职。在职学生通常在这个时候发挥最为出色，他们通常都来自于与专业相关的行业，案例经验信手拈来，讨论中的领袖人物也多是出自他们。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则是其次的活跃者，而中国学生则是相对沉默。除了语言原因，大部分中国学生还很陌生这样的课堂形式，在国内课堂参与大多都是老师提问你问答或者非正式的讨论。所以每当老师巡视到小组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会紧张起来，抓紧笔杆，脑海里搜罗话题。常常和我分到一组的英国学生Andrew Reid，为了让我在好辩的同学里面能有机会发言，经常会好意地主动邀请我说几句，每每这个时候，我只好鼓足勇气，说出自己刚刚组织的说辞，同班的中国学生情况类似，情急之下也会谢绝发言机会。
虽然每次上课，都希望老师不要中断，一直讲下去，忘了让人尴尬的小组讨论，但是这样的祈祷从来没有灵验。擅长此类的同学们则每到讨论时间都迫不及待，组织分工，因为相比较而言，课堂分可要比论文分来得容易得多。三个月之后，第一学期评分出来，我果然败在课堂分下，论文分数一样，总分却低于Andrew。痛定思痛，决定课堂上重新做人，再加上对苏格兰口音磨合已过，更是壮人胆。每到课堂小组讨论，一改以往忸怩状，发言起来是见缝插针，从国内杂志上找来的案例，更是让欧洲同胞们大大地了解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直到这个时候，才第一次体会到我的同学们争相小组讨论的乐趣，课堂也不仅仅是老师的舞台，学生同样是这个舞台的表演者，只是角色不同，但是每个角色都需要投入的演出，这出舞台剧才精彩出色。圣诞的聚餐时，我的邻座是导师Claire女士，一位认真内敛的英格兰人，在几杯红酒下肚后，对我说：“我这个学期备课轻松了许多，因为你们的小组讨论给我不少灵感和素材。”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