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的标准化和多样化：安大略省的实例分析

引 言

　　本文重点分析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课程改革。这似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改革实例，一方面是为了“优化教育质量”而力图使课程标准化的统一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为是益分化的人口提供各种不同的教育机会而使课程分散化的趋势（这通常被称为“平等”的问题）。但官方并不认为这两种行动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当然也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同一条线上方向相同的两股绳子，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减少中学的辍学率，创造出一代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的毕业生。本文这些改革措施的一致性，或矛盾性。

背 景

　　 许多教授教育学原理的比较教育学家在过去并没有把兴趣放在课程上。但近年来一些国家就安大略省普遍称之为“主要课程”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教育系的学生、决策者、家长、甚至报纸的专栏作家都已经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兴趣。在第戎召开的第十五届欧洲比较教育协会大会的重点就是教育评估的比较我方面，帕特里夏 布罗德富特及其他著名比较教育学者都在会上发言提到了这个问题（布罗德富特，1992）。

　　在学校或课堂上创立一套改革性课程的问题已经讨论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特别是在60或70年代加拿大的大型学校管理机构放松了对教科收标准化的控制之后。随着“学习的源泉”概念的发展、教学计算机化以及信息库的建立，个别学校董事会已经能够实施标准化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与此同时，要求学校董事会把评估程序标准化的压力也日益增加。

　　安大略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广泛评估该省教育状况的《霍尔——丹尼斯报告》，1968）在1968年发表之后，一系列改进教学资源的指导原则刻除了标准化的教科书，取消了高中毕业考试，校监的作用也作重新规定。

　　虽然评论家们用来描图述这些改革的语言听起来十分消极，但在当时，人们并不用这种语调来谈论这些改变。当时的学校改革者们的动机完全是积极的，因为他们认为教师在课程设置上会有更大的余地，学生在学习科目上拥有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学。在小学，重点是找到一种最适合学生学习方式的教学方法。

　　从专业的观点来看，教师在教授教育学基础知识时应该有更大的个人决策权，并且这将提高专业人员的地位。教师工会在这个时期十分活跃，人们方为应该提高教师工资，这部分是因为提高了专业责任（雷，1991）。而且，由于师范学校在逐渐被关闭，人们要求教师就具有大学学历，并且在大学进修师范课程。比较而言，加拿大教师虽然不像在德国那样是公务员，但他们的报酬谢是全球最高的。

　　各类批评人士已经指出，这种教育形式的改变及随之而来的在课程安排上的改变并不一定能提高教师的地位。迈克尔 阿普尔认为，课程资源、教学设施和计算机软件的发展和标准化与教师授课技巧的最终消退有关（阿普尔，1990）。韦斯与其他人共同编辑了一本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集，书中认为，由于行政人员会侵入教师的专业领域，即便是改变教员模式，也不能提高教师的专业地位（麦克尼尔，1989，第160页）。

　　人们最近极为关心课程，其另一背景是，各国都努力对课程规划实行中央管理，或使课程要求标准化。最近召开的几次会议都对英国的例子特别感兴趣，其中有1993年3月在柏林的马克思 普朗克学会召开的“开放社会中的教育决策”大会（莫里斯，1993）。为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完成国家课程计划，人们作出了广泛努力，使父母指南这种小册子在发行量巨大的书店中都可以买到（吉莱斯皮，毕晓普和格林伍德，1991）。这个例子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都适用于安大略省的情况，甚至文件中的一些术语都是相同的。

　　在80年代和90年代公布的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支研究结果，也使公众了解到了评估问题及其可说明性（波斯尔思韦特）。加拿大各省及领地用于教育的投资总额在全球居第二位，但国际教育评估协会的研究结果却并不那么高。有人提出，由于加拿大近一半的移民都定居在安大略省，所以在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的研究中，安大略省的情况比其他各省要差一些。这也是几年来安大略省的教育部长不愿本省参加全国性测试的主要原因。但是到1991年，安大略省同意放弃自己的观察员身份，参加由教育部长委员会制定的全国学校成绩指标项目，测试学生们的读写及计算水平（安大略省，教育部，1991）。

　　为使评估程序多样化，使教学目的标准化，为了创造出某种可接受的说明形式，安大略省教育部、多伦多教育委员会和本省的其他教育委员会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为三、六及八九年级的学生在语言和数学课程制定出一系列“基准尺度”（多伦多，教育委员会，1991）。这些“基准尺度”是学生表现优劣的评判标准，其基础是观察学生在各年级课程所规定的不同任务中的种种表现。每一项任务都有与之相关的五个等级，在小册子中概述了每一年级和科目。人们还制作了一系列录像带，展示各年级学生的表现情况。为会多伦多系统的教师们建立的工作室已经开办好几年了。世界各国的许多学校管理机构都已采纳了多伦多的“基准尺度”。

　　一省的“基准尺度”不仅仅是一套示范标准，“作为全面评估或评价框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套公众认可的完整标准”（拉普尔特，1993，P2）。它还与课程概念本身发生的基本变化有关：“从以目标来表示课程、教师是行为负责人的‘基于意向’的课程转变为由学生负责结果的基于结果的课程系统”。（拉普尔特，1993，第3页）第二个转变是把预期的结果与学生的表现区别开。对于学校学习的本质、学生概念的形成方式以及知识定义的哲学思考来说，这两种转变具有十分深远的且至今仍被人承认的函义。但这种函义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家长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区别中和微妙之处。他们已经公开报怨“基准尺度”项目企图掩饰制度的责任，而且会建立一套多重标准，转移人们对安大略省拒绝参加全国测试这件事情的注意力（V.马斯曼，个人观察，多伦多的家长会，1993，1994）。

《共同课程》的制定是向基于意向的课程转变的必然结果。有必要描述一下教师对特定年级的学生以及毕业生有着怎样的期望（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a）。有点非常有趣，在制定《共同课程》的同一时期，教育部制定了一份在这些问题上无疑最具深远影响的文件，《反种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平等教育的指导意见》（安大略省，教育和培训部，1993b）。尽管教育部做了大量工作以使各学校执行其建议，但全省各校区对这份文件内容的看法无疑是不尽相同的。

　　本文的下一章将探讨有关安大略省的一些历史和政治因素，此后再详述该课程文件。

历史和政治因素

　　除了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所作的研究外，“基准尺度”的制定、英格兰及威尔士设置的国家课程的影响和安大略省发生的几起特殊事件都促使决策者们把重点放在教育结果上。

　　政治上，安大略省从1943至1985年由一个保守党政府领导；1995年6月，保守党在省一级政府再次掌权。“直到60年代末，政策制定过程极为缓慢，采取的是渐进策略，自上而下推行，办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第一任教育总监和督察员埃杰顿 赖尔森。”（凰盖特，1991，第3页）自1985至1992年，自由党执政；1992至1995年，新民主党以压倒多数取得政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当政的下年间时行的改革可以解释为，提出了与政府的官方超重相一致的关于种族及种族-文化平等（离心主义）事业。与此同时，由于公众对可说明性的要求日益增长，而且当时处于财政紧缩时期，由此产生的向心力的力量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政府。而且这两个政府都受到了基于人力资本说法的影响，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推断出，商业领袖人物使政府受到了基于人力资本说法的影响，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推断出，商业领袖人物使政府培养在全球经济中有竞争力，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的北美经济中有竞争力的毕业生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忧心忡忡（卡尔弗特和库恩，1993）。

　　安大略在1987年进行的一交重要的教育审查就预示着将要制定人力资源发展议程。当时的自由党总理责成一名记者兼报纸编辑，乔治 拉德温斯基，“找出并推荐一些办法，以确保安大略省的教育体系是，而且大家也认为它是，与年轻人的需要紧密相关的，是符合他们即将进入的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的，而且是特别关注高中的辍学现象的”（拉德温斯基，1988）。这份报告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安大略省教育原则的重点应该从过程转移到结果。教育目标应该以所有孩子者能掌握具体知识的技巧为其形式”（拉德温斯基；1988，P195）。

　　虽然报告中还提出了许多其它的政策建议，但随后进行的改革并不像作者所希望地那样全面展开。而且，接下来进行的两次省级选举最终使最初提出报告时负责某些教育改革的官员离开了政府。1990年代初，新民主党政府继续进行实现标准化的改革，抛开了与其公开宣称的多样化或“平等”思想的主要原则相一致的某些基本设想，矛盾就此产生了。但是一些未当选的公务员们仍旧继续为上一届政府开展的工作作出巨大努力。

　　新民主党政府也在种族和种族-文化平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加大了家长参与教育决策的程度，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研究本省的教育现状，开展了一些人们认为是为了坚持其思想和政治议程的改革（皇家学习委员会，1994）。但是，以济压力推动的课程改革的力量是不会松懈的，当保守党重新掌权时这种力量可能会更加明显。

　　而且，当选民们在继续应付经济衰退的持续影响，要求降低政府作用，减少本省债务和降低税收时，经济议程就成了预选问题。更何况，新民主党政府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在政府中执行“肯定行动”的计划（雇用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土著居民职员）并努力把这项计划引入其他劳动力部门。

　　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出，安大略省在标准化和多样化之间的争关决不仅仅是一个课程安排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