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入世承诺的时刻表为全球化带来挑战
经过了13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我国“入世”在即。中国“入世”谈判的承诺主要是两条，一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二是开放市场。这些承诺具体地规定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骤和路径，敲定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时间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将迫使中国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必须强制性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从制度层次上加快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入世”使中国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都有确切的时刻表，与中国具体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时间无关，就是说，时间表是刚性的。例如，根据中美谈判的结果，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车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数信息技术产品由现行的平均关税税率13％降到2003年零关税，化工品现行平均关税为10.57％，到2008年将降到7％。这正是“入世”所带来的紧迫感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讲，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首先是通过“入世”具体体现的。
2，跨国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业又起争论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 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
经过了13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我国“入世”在即。中国“入世”谈判的承诺主要是两条，一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二是开放市场。这些承诺具体地规定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骤和路径，敲定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时间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将迫使中国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必须强制性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从制度层次上加快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入世”使中国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都有确切的时刻表，与中国具体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时间无关，就是说，时间表是刚性的。例如，根据中美谈判的结果，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车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数信息技术产品由现行的平均关税税率13％降到2003年零关税，化工品现行平均关税为10.57％，到2008年将降到7％。这正是“入世”所带来的紧迫感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讲，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首先是通过“入世”具体体现的。
2，跨国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业又起争论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 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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