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3日，金融危机在巴西登陆，全球股市均大幅下泻，其中以香港股市的跌幅最深。恒生指数狂跌的原因是市场担心人民币在巴西危机的冲击下将难以支撑。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发表讲话，他说，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重申人民币今年不贬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没有贬值，现在人民币有坚实的基础，就更不会贬值。人民币汇率贬值，有损外商投资利益，相应也会增加中国的债务，不利于亚洲金融市场稳定，是不可取的政策。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超过全年进口付汇总量，出口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利率较低，对有关产品将扩大出口退税率。根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分析，人民币也不会贬值。这番讲话不仅给香港，甚至给全球股市吃了定心丸。话音刚落，恒指、道指、日经指数，全球股指普遍上扬。
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货币，它所代表的经济活动总量仅占全球的2%左右。但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屡遭重创，摇摇欲坠，除美国、欧洲之外，中国差不多是唯一没有进入货币恶性贬值循环的重要国家了，因此，人民币就成了维系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一根重要支柱。这意味着，人民币不贬值的压力已经不只来自中国自身，而且更来自国际市场了。如果我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将人民币贬值的话，完全有可能引起国际金融大厦的坍塌。
因此，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来看，当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不贬值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对呢？还是长期方针呢？如果是临时性的应对，则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放弃不贬值承诺呢？如果是长期方针，又将会有哪些深远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
从中央领导人一再重申的关于人民币不贬值的理由来看，不贬值的理由更多是临时性的，而维持不贬值的措施也是临时性的。我们说，贬值会增加外债负担，会加深亚洲危机，会使来之不易的政治稳定局面受到损害等。而且我们有巨额外汇储备，也可以做到不贬值。至于不贬值会影响出口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出口退税来解决。一年多来，事实表明，上述决策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1998年出口虽然只增长了0.5%，但对欧美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弥补了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出口下降。然而，靠大幅度退税来促进出口的做法恐怕难以持久。今年巴西经济形势的恶化，势必会影响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增加，这一方面是由于巴西工业品对美欧的销售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美欧减少对巴西出口，而影响美欧的需求增长。同时，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南朝鲜的经济仍未见好转。此外，还有必要考虑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即美国的泡沫经济有可能会在今年某个时候突然破灭。在如此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靠退税来维持出口的空间将会十分有限。而一旦退税不再能象1998年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出口进一步下降，那么是否还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呢？这就涉及到长远的经济发展思路问题。
很显然，有一种意见从一开始就反对人民币不贬值。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贬值是出口竞争最强有力的武器。以1994年的贬值为起点，中国逐渐夺取了东南亚一带新兴国家的出口份额，战果来之不易。但是东南亚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将会重新夺回其出口份额。如果中国在1997年10月前后主动将人民币贬值20-30%，再考虑到国外进口商的交易成本，和中国内在廉价劳动力库的存在，至少可以保持现有的市场不被东南亚重新夺回。一旦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则外资和外商将有足够的时间将他们的生产和采购基地移师东南亚，到那时候，我们再要夺回市场份额，中国的牺牲就大了，也许贬值幅度要达到60-70%才行。对于考虑贬值会引发货币贬值恶性循环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竞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你不加入恶性竞争，就会被淘汰出局。对于考虑货币贬值会使各国进口能力下降，从而出口也不能增长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虽然总的出口市场会萎缩，但贬值会使我们在萎缩的出口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在市场竞争中，“宁要份额、不要利润”是至理名言。至于说人民币贬值会增加外债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出口强劲才有实力偿还外债，如果由于不贬值使出口下降，甚至出现逆差，那就更无法偿还外债了。况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冲销银行体系的坏账。因此，人民币不贬值意味着把好不容易打开的国际市场拱手让人，意味着放弃多年来形成的出口导向战略，意味着退出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意味着重新闭关自守。
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还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出口退税这一绝招对付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因此，去年中国既没有贬值，又没有放弃出口导向战略。但是，不能不承认，从长远来看，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坚持不贬值最终必然意味着放弃出口导向战略。由于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发展战略，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开放政策的具体表现，是不可能放弃的。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才都会在中国政府一再重申的情况下，继续预期人民币贬值。
然而，正如巴西危机时，中国领导人再度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时发现的那样，贬值仍然是十分危险的选择。在国内，人民币贬值会引发银行和政府信誉的贬值，从而使潜在的社会危机显化；在国际上，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加速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这样，一个幅度并不大的贬值决定可能会成为一场空前激烈的全球金融风暴的起爆器。更令人不安的是，国内、国际这两种风险都不是短期内可以消失的。
如果人民币贬值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调整出口导向战略。
二、重新认识出口导向战略的利弊得失
对于调整出口导向战略的可能性，事实上去年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作了探讨，其用语为“扩大内需”,这一用语暗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战略，即自主增长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自主增长战略既是相互补充的，又是相互矛盾的。从相互补充的方面讲，出口导向会拉动内需增长，内需增长也会增强出口能力。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其基本机制就是出口导向拉动了高增长，而内需不足则遏止了高通胀。但正是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内需也有缓慢增长。一旦1998年出口增长停顿，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反过来，由于自主经济增长必然是以产品升级换代为基础，从而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较高，自然会增强出口能力。美国的经济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自主增长的道路，至今美国的进出口额仍只占GDP的10%左右，但无论其进出都对世界市场产生着重大影响。从相互矛盾的方面讲，出口导向对内需的增长拉动有限，因为出口导向战略下出口产品的结构以中低挡产品为主，出口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如果在出口拉动下内需增长迅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会消失，出口也就难以为继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根源就在于此。反过来，自主增长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既不急于引进外? 剩植患庇诶┐蟪隹冢胖赝ü诰赫嘤鼍哂泄示赫Φ钠笠担缓笤俨斡牍示赫?/P>
由此可见，出口导向战略和自主增长战略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如果我们只注意两者相互补充的方面，不注意其相互矛盾的方面，那么短期内也许可以有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却会由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而损害持久的经济增长。目前，经济学界对这两者的区别注意得还不够。在讨论扩大内需的时候，不注意出口导向战略对扩大内需的影响，如由于引进外资挤压国内企业而产生失业等会影响内需的扩大；同样，在讨论增加出口的同时，又忘记了增加内需措施的制约，如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至少是保持内需的做法。这种矛盾在政策上就表现为，一方面要扩大内需，限制过度竞争，限制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却又放手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用洋竞争来消灭土竞争，用洋重复来对付土重复，用洋就业来增加土失业。一方面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出口退税、打击走私，抵挡跨国资本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却又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拥抱全球化。
政策上的矛盾反应了战略上和心态上的矛盾。出口导向战略实际上是八十年代后期“国际大循环”讨论的产物。当时，这一战略只是在沿海地区得到了推行。1989年西方对我实行制裁后，一度沉默了下来。1992年以后，出口导向战略（或外向型经济）事实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是以四小龙、四小虎为范例，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并吸引外资将生产加工基地开设到中国来，赚取加工费和地皮费，自觉成为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外围，并争取通过这一方式积累外汇逐渐改善产业结构。应该说，这一战略的成效十分明显。国民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1997年的36．1％，其中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4．6％上升到20．3％，进口总值所占比重由5．2％提高到15．8％，比例之高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特别是在1994年以后，对外贸易事实上成了GDP增长的发动机，而出口导向战略也就越来越深刻地成为各级领导人的思维定势。
但是出口导向战略内在的问题并不能因为其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消失。在八十年代的那场大讨论中，香港大学陈文鸿研究员曾对国际大循环构想提出过三个问题：（1）中国未来的出口贸易额能大幅度增长吗？王建提出中国出口贸易每年增长20%，到2000年出口额达到1500亿美元，只是一厢情愿地从中国的需要出发，而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变化可能。（2）发展外向型经济能否消除二元经济结构？（3）中国沿海经济全面转向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是否风险太大？（《亚太经济时报》，《我国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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