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与“知足常乐”

“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这是二个人们非常熟悉而且经常使用的概念。两个概念的涵义相差无几，它们告诉人们同一种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要求人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悠然自得，没有更高的要求，感到满足。

　　因此，有一些长者经常以教训的口吻指责一些对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小辈说：“何必对自己过不去呢？何必经常自寻烦恼呢？看我，生活得多自在。知足者，常乐也。”

　　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不少人经常用“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作为自己与世无争的座右铭，希望自己安安稳稳，希望他人不要前来打扰，平平宁宁地走完一生。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得到的回答是：“何必呢？不争，也不错，生活得蛮不错。”

　　如果从心理学上来分析“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那么可以将其看作是人们适应社会的一种方式。社会适应有两种方式：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所谓积极的适应，指的是个体试图通过积极的努力，增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态度，使自己对变化了的环境，获得一种优势的或支配性的地位。所谓消极适应，指的是对变化了的环境采取没有摩擦的、简单反应的方式，或是跟随大流，或是心甘情愿地使自己处于服从他人的地位，这类人没有过高的要求，有时对自己的合理的需要反而采取压抑的方式去顺应他人。那么，“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属于哪一种社会适应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而我的观点是：有积极的一面，但基本上属负性的，因为它的基本特征是：“满足现状”和“以不变应万变”。

　　“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积极作用”。

　　当看到自己的欲望难以达到时，人们可以用它来抑制不切实际的欲望，因而“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这类人一般不会欲壑难填，不会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错误，心态很是平稳，日子过得倒是太平。

　　当人们缺乏适应、创新能力时，可以用它作为“阿Ｑ的自潮方式”来重新平衡自己的内心的矛盾，解除因欲望不满带来的痛苦，这类人不会自寻烦恼，更不会自我折磨；

　　在竞争非常剧烈的情况下，它还可以使一些人将它作为退出竞争的“理由”，减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他人因为看到这类人构不成对他利益发展中的威胁，也就不会找上门来挑衅、寻事生端；

　　也有不少人将它作为自己对他人“谦让”的信条。

　　因此，不能将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认为是绝对的消极。但是，鉴于“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基本内涵，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常常发现以下这样类型的人具有它的特征。

　　第一，胸无大志，无所要求的人：这类人满足于现前的利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混庸庸，缺乏积极的进取精神，没有更高的欲望和要求，只求平安，但求无过，安于现状，没有积极进取心；

　　第二，屡遭挫折，心理上受到严重创伤的人：这类人本来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也有积极的上进、奋斗的精神，但是，面对他的却是经常失败，而且经常遭到意外打击，又找不到原因，心理负担很重，创伤也很深。结果呢？严重的挫折磨掉了他原有的锐气，只得将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作为他适应社会的一种方法；

　　第三，生活环境优越，不想积极进取者：这类人从一出身起，世界就为他准备了一切：优越的经济物质条件、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等等。对于在甜水里泡大的他呢？一切的一切都坐享现成，满足现状，没有更高的或更多的要求；

　　第四，缺乏竞争能力者：这类人能力低下，也没有办法与他人竞争，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安于现状的做法；

　　第五，“看破”功名利碌或“看破红尘”者：这种人类似于过去的“出家人”，对社会、对人生看得很“透”，自己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生活经历”，“悟”出了一条真缔：“与世无争”，最最典型的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好好的皇帝不当，却削发为僧，归依了佛祖。

　　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是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是大量地反映在上述人的身上，因此才充分显示出它的负性意义和消极作用。

　　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来说，如果其成员缺乏竞争心理，对生活、对社会没有更高的要求，都满足于现状，都随遇而安或知足常乐，一个社会怎能有生气？一个社会怎能才发展？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但发展何其慢也，为何？国民们太知足常乐了，在我们社会的成员中具有随遇而安的人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而不思进取，没有创造社会就不能进步、强大，因而落后，因而总要挨打。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其成员都采取诸如随遇而安的中庸之道，都采取“现在比过去好一点就知足常乐”，都采取安于现状的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的病态性谦虚，那么，如何形成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文化心理环境？如何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心态都是“小富而安”，没有足够的、持续的向上动力，没有足够的与他人竞争的勇气，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没有大胆的首创精神，这个人的聪明才智怎能有所发展？将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作为自己生活的信条的人，实际上是在扼杀自己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可能性。而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实际上是在“安贫”，是在盲目发展人们的依赖心理，于个人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那么，既然“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有这么多的危害，为什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它的市场呢？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信奉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几千年的小生产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生产方式容易产生“安贫”和满足于现状的中庸思想、平均主义。二是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强调的就是“乐天知命，故不忧”（ 《周易·系辞》）、“知足不辱”（ 《老子》）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庄子》的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三是为宿命论思想的影响。人的命运都是天注定，富贵、贫穷、祸福、疾病、寿夭都是前世所作所为的报应，去争、去拼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认命，还不如乐天知命。

　　四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理论一直将竞争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崇尚平均主义，否定竞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此外，体制上的僵化，也束缚了竞争的发展。因此，人们缺乏竞争观念和竞争的习惯，容易产生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思想。以上是它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为具体的个人来说，产生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原因是：

　　个体需求水平不高，无论是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或自我实现需求，其内部欲望始终处于满足状态，因而个人无前进的动力；个体人格方面的原因：过度的对他人的依赖，被动性很强，怕冒险，怕与他人冲突，喜欢宁静、平安过日子，总是想与周围处于一种协调的关系；经验的影响：始终处于压抑的环境，有一日被蛇咬，百年怕草绳之感。

　　那么，作为个人来说如何正确对待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呢？也就是说如何改善人的适应能力呢？我想有以下一些具体方法？

　　第一，加强使命感、责任感和抱负感，始终让自己有一种居安思危的感觉。要时刻想到：我们的国家是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还是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我们没有理由随遇而安，更没有理由知足常乐。而作为具体的个人，有很多方面还不是尽善尽美的，没有理由满足，没有理由停滞不前。如果一个人经常想到社会责任和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是无论如何“安”不起来，也不会盲目地“乐”。

　　第二，对自己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在大目标确定以后，要将这一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可以实现的“小目标”。只有“大目标”，没有切实可行、切实可以达到的“小目标”，会产生好高骛远，结果会难于达到目标而灰心丧气。但是，如果自己能一步步实现“小目标”，就会经常“小乐”，实际上是在进行不断的自我激励。时间一长，自己的适应能力就会不断提高。

　　第三，增强竞争观念和竞争本领。竞争观念是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对立面。要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仍然需要竞争，竞争规律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仍起很大的作用。因此，要千方百计地锻炼自己的竞争本领，争取在竞争做一个强者。一个人，只有在他的竞争的实践中不断地体验到胜利者的成功，才会迈出更大的竞争步伐，作出更大的挑战。

　　第四，一个人的适应能力是人的综合能力的表现，因此要不断提高自己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改善自己人格中的不足部分。一个社会化水平高的人，他就有广泛适应社会的能力；一个在思想品行、聪明才智、个性品质等各方面的素质都很高的人，他一定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一个在人格上注意不断自我完善的人，就会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向前冲劲。这样的人是决不会随遇而安的，决不会知足常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