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

在医药方面，80年代以来，已出现一些论著涉及到佛教医药的历史， 但多停留在史学范畴内，停留在文献学的阶段(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剥去佛教医药的宗教外壳，它从来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实际苦难的，因此“古为今用”是本文的基点，谨以部分药学内容为例，探讨汉化佛教对中医药的影响，探讨佛教医药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佛教医药内容散在浩翰的《大藏经》中，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把医药各学科都兼顾到。而且也不可能同时探讨或比较藏传佛教中医药内容，尽管藏传佛教的前峰远达蒙古族(蒙藏医药体系相同，但也各有特点)，并影响到了五台山，这些都有待进一步作专题性研究。

1 原始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原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宗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佛教宇宙观 和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是“四数性”：四谛(四大真理)，“苦谛”之中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它则为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单纯靠说教是不行的，因此医药知识一开始就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的医术最高，故有药(医)王的别名。最早的《佛医经》(Sutra of Medicine)强调医王“四知”：诊断、病因、制药和治疗，而且认为“疾病与生俱在”。《诸德福田经》得福七法之一为“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由此 可以肯定“佛教医药学”(Buddhist Medicine)的客观存在，也是布教的需要。另一方面， 僧、尼四海为家，到处飘泊，亦需要医药保健知识。只是近代医药学现代化以后，传统医药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才逐渐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佛教的哲学思想和医药理论均带有明显的古希腊色彩，而与吠陀经相佐，吠陀医经的理论基础是气胆痰“三体液论”(Tridosa)，近时学者认为印度的“dosa ”不等于“humors”，而近于中医的“三焦”，是一种上、中、下的区分。为了与“地、水 、火、风”四大相吻合，佛教医药在气。胆、痰之后加一个合并气胆痰综合体液，变成“四体液”，这又与古希腊医学的“血、痰、黄胆、黑胆”“四体液”在内容上不同，可谓“不三不四”的演变。由于本民族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吠陀医药、婆罗门医药的内容，特别是在方药方面，传到中国后更是如比，凡天竺者，甚至中亚、西域医药知识，一旦被汉僧或中医吸收、掌握、发展，也笼统地称为佛医药。

著名的僧医有Jivaka(公元4世纪初，在华期间行医，活人无数。非通常译为与佛同时代的医耆婆，或译为耆域、只域、时博迦)、Craka、Vagbhata等，把《佛医经》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高竺律炎，也是天竺人，其医学理论的核心是地、秋、风构成人体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发生异常，便会生出4科404种病。《药师佛全书)和《治病秘要》分别介绍15种和12种疗，内容十分丰富。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学成分比重较大，这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上，花、草 、果、药皆有名(见《翻梵语》)，而且如同其它民族用名一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很普遍，如莲花少就包括了睡莲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两个种，沉香、兜楼香、梅檀香也如此。佛香的来源广泛，用途有浴香、涂香和焚香除了在佛事活动中起到环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也用于医疗。据初步统计，《大藏经》涉药用动、植物有500余种。由于语言、物种分类和分布知识的限制，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失真，讹误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红为花，为制香的贵重原料，但我国古代本草学上一直与郁金混为一谈，且重出番红花一条。李时珍云“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纲目》 郁金香条下记载佛书上译名“茶矩摩”正是藏红花的梵名。

2 丝绸之路的双向性

“丝绸之路”系因中国人发明丝绸，极大地改进了人类的穿着而闻名于世。中国的大黄 、麝香等名药很早就传到了中亚和欧洲。交流是双向的，印度佛教首先传到了中亚，再经丝绸之路东渐，影响中国，这可从汉译佛经的第一人安世高为古安息国(今伊朗高原东部)人得到证实，其后的汉译佛经大师竺法护、鸠摩罗什更是久居甘、新丝路的侨民或混血僧人。 原始佛教在这条有名的丝路上东进，受语言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改变其外在形式。现已发掘的尼雅遗址佛塔、楼兰故域佛塔均为上塔，就是佛教传入途径的最好物证。

佛教医药随着佛经传入，并且对道家名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中医也对印度的吠陀医学和佛教医学施加影响，脉学著作被译成梵文，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在国内外均处于空白状态。

丝路上的信息传递虽慢，但很准，如听商人讲述咀叉始罗(今拉瓦尔品第附近)有僧医Ghosa善治眼病，中国帝王不远千里将他请来，使王子重见光明。公元519年奉命出使西域取经的宋云到达乌场国，婆罗门僧医治好他的病，回国后无疑对佛教医药加以宣传，鼓吹引进。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3 汉化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大藏经》中包含佛教医经的译文，如：《捺女耆婆因缘经》、《温室洗浴众僧经》、《龙树菩萨药方》、《人身四百四病经》、《婆罗门诸仙药方》、《天竺经眼论》、《婆罗门药方》等。安世高、竺法护、佛图澄、义净等早期大译经家均兼通医药，义净等在译经时还对地、水、火、风为病加以阐发。

佛教名医耆婆的万物皆药思想对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学家产生重要影响，药物种数不断增加；同时药王和医王崇拜的思想，对民俗民风的影响更是十分广泛和持久。

丝路上新出现的医药内容，如《耆婆医方论》、从《千金翼方》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用药既有天竺和西域所产，也有内地药材，表现在药物使用上的结合。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五脏论》医学卷子，有署名为《张仲景五脏论》者，内中谈及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署名《婆五脏论》者，内中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表明两种医学体系交流与竞争。

僧医临床治病对象上至帝后，下至众生。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来的僧医佛图澄为赵王太子治好其它御医束手无策之病。二十六史医药学家传记中沙门洪蕴传、法坚传、僧智缘传等均为当时著名的僧医，甚好为御医，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归铱佛门。孙思邈称他“道合古今，学禅数术……，深入不二(不二法门)，则今之维摩洁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经》的医籍，从“四大”医理、医德，到“万物皆药”的思想均予吸收，多处引用《耆婆医方论》(二十六史未见著录)，有的可能是孙思邈本人发挥，如该书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从方名到组成(紫石英、白茯苓、麦门冬、防风、芍药)均为纯中医药，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辞(“万病皆愈”)，涂上“须持五戒十善，行慈悲心，救护一切”的佛教色彩，也可能是僧人为了传教的需要而杜撰，但被孙思邈兼收并蓄。再有正史传记虽未载其与佛门关系，但从《高僧传 》、《居士传》内得证所信乃佛，前者如晋时高僧佛图澄、于法开，后者如胡洽(《百病方》) 、王肯堂(《证治准绳》)。故僧医当是以佛事为主，兼行医道，而医僧则是以医为主，信仰佛教而已。无名氏僧医，治好顽疾亦见于史书，如宋书符瑞志记录一沙门用黄散治愈皇帝经年不愈的手创的案例，此种黄散日后皇帝征伐受伤累用见效。

据很不完全统计，与佛教有缘的有名氏医者有30余人，无名氏更多，把二十六史传记和历代高僧传中提到的僧医或医僧全部整理出来，估计有百余人之多。其临床经验必有可取之处。天王补心丹源于“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药的大量引进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开窍一类治则就是明证。

寺院医学盛行。寺院医学(monastic medicine)随着佛教的昌盛而兴起，亦随佛教的衰落而近于消失。南齐萧子良等曾设“六疾馆”(佛教医院的雏型)，北齐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曾设“疠迁所”，把隔离麻风病人的措施介绍到中国。释智岩于公元643年在南京办佛教医院。武则天执政时期大兴佛教，拨款办病院，此种作法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唐懿宗咸通8 年(公元867年)大病初愈，既复兴佛教，又加强佛教医院僧医的培养和管理。浙江萧山竹林寺建于南齐，该寺女科肇始宋代，清初流传于民间，《竹林寺女科》远近闻名。寺院种药、贮药、施药的传统还经金具和向传到日本，唐伯提守即有施经院。僧人乞药用于制药治病， 有伦敦博物馆图书馆藏敦煌卷子S.5901为证。“名山僧占尽”，设在荒郊野岭的寺院，条件自不如城镇优越，但自采草药和武僧跌打损伤药的创用是其特点，五台山、峨嵋山、九华山 、普陀山、蒿山等处就留下不少方药有待挖掘整理。此外，敦煌石窟的医药卷子和部分壁画上的动植物可能与医药有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刻有初唐方剂100余首；内蒙辽代古塔的天宫中发现有距今1000多年的药材，均提供了宝贵的佛教医药实物证据。即使到了酉医药和中医药保健体系大普及的今天，少数寺院仍坚持办义诊所，少数僧人仍坚持行医，如福州开元专的堤润法师，在用草药治疗疑难病症方面，海内外皆有盛名。值得注意的是，佛香在寺院的广泛使用，除心理气氛的营造作用外，焚香过程中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多有环境消毒作用， 香汤浴沐和涂香更有皮肤直接吸收的效果，其防病保健作用不言而喻。苏轼诗《佛日山荣长 老方长五绝》云“……水沉(即沉香)销尽碧烟横；道人(即和尚)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栗 汤。”正是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本草方书的影响表现在吸收外来药物因地制宜地配制良方。《名医别录》首载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苏合(香)、紫真檀木等，表明其著作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年，梁陶弘景认为这些香很少入药，主要是供合好香用，而合香又主要是供进香者用。《唐本草》首载的安息香、龙脑香、苏方木、胡椒等至少在晋代佛阁澄时已引进， 只是未见本草收录而已；新增的河梨勒、毗梨勒和庵摩勒，佛医奉为“三果”，见于经典，在两汉时已流传于西域，已故当代名医凌一揆曾指导药厂开发三勒浆口服液，主要原料就是 “三果”。《图经本草》转述张仲景面煨河子治气痢，可能属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