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春天

重阳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春天已开始向我们眨眼，街上仿佛满是急着要跨越千年的性情男女；一年后的今天，春天再次履约，我们也眼看着又再跨越了一遍。戏剧般的重复使许多人的情绪已不比那一次演习。历法是人自己定的，却在有限的智慧和莫名的骚动冲击下显得不堪一击。这也许是某种预兆——人类的心智将在未来的日子里受到更严酷的考验。20 世纪过去了，这是个人类跑得最快也摔得最惨的世纪，它用血与火证实了，人类的力量——经济的、科技的、军事的，都可以发疯似的增长，而其速度应该以人能够控制和自然能够承受为宜，否则人就成了绑在欲望战车上的一块无奈的肉，被裹胁着不知所终。世纪之交的迷乱中，春天依然会来，而我竟心情复杂地想起了蕾切尔？卡逊和巴里？康芒纳。现实的生活中总有些人好说些并非杞人忧天的盛世危言，却又很难唤醒世人于迷醉。卡逊现在被誉为环保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当年却由于那本《寂静的春天》被视为“歇斯底里”和“煽情”，饱受漫骂、攻击，很快就彻底寂静了下来；康芒纳知难而进，仗义执言，结果却要好的多，其著作《封闭的循环》被认为是自《寂静的春天》以来最好和最有挑战性的书之一，甚至“下届美国总统如果只有时间读一本书的话”，也非它莫属。这两本书问世的时间分别是1962年和1974年，何以十余年的时间差竟致两人的命运如此不同？说来也简单，那十余年正是人类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由此而生的环境问题也由小渐大，由隐而显，累聚成灾的过度阶段，乃至最后，一些人对科技也由享受转而恐惧了。历史使卡逊成为殉道者，她的书曾经似警号般狂响不止，却惹人厌烦，以至世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十余年后的康芒纳则是向已饱受污染之苦的人们提交了一份入木三分的体检报告（好在还不是验尸报告），令人沮丧之余尚见一丝亡羊补牢的生机。卡逊在50年代就考虑写一本有关人类和生态的书，并开始收集杀虫剂危害环境的资料。随着调查的深入，她发现问题比她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虽然今天看来，她的许多警告和对环境灾难的估计仍然过于保守，但她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来自官员的，实业家的，有背景的专业人士的……而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是短视者眼中的所谓利益。可以想象，卡逊是在孤独甚至绝望中死去的，1962年她死于癌症，那时春天和世界都寂静不堪，她的境遇更不可能使她感到愉快，她的胜利还需要若干年才能到来。12年后，康芒纳站在她的位置上大声疾呼了，这十几年的时间差使他得以更多地寻找机会和事实以探索现实危机背后的东西——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联系就是技术，而不考虑生态要求的技术肯定是失败的，对此负责的只能是人：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的自然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如果人类以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利用资源，注定会彻底失败。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很简单：一是攫取，一是保护。所谓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在这两者间寻求一种可持续的长久的平衡。这就是说，环保应该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善意的态度，是人与自然间符合自然法则的桥梁，是人类主观上约束自己欲望的唯一方式，是人类套在发展之马上的笼套。没有它，人类发展的方向和速度都是我们很难控制的。可是从现实看，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在人类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寻求的一种平衡而已。只要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不改变，可持续发展不过就是可持续攫取罢了。于是我们将发现，曾经遇到的问题今后依然会遇到——可持续发展永远不会是一句一念就灵的咒语。而人与自然之间真正科学、合理的关系依然远未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努力也就显得尤其可贵了。满足生态要求并非意味着放弃进步，而是放弃贪婪和奢侈，选择节俭的富裕。即使如此，人类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已非常严重，是“亡羊补牢未为晚”还是“船到江心补漏迟”恐怕已很难说。况且不要忘记，地球和人类社会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总伴随着贫穷，生产总伴随着污染，欲望总伴随着战争……人类开始普遍地学着通过牺牲现在去赢得未来了吗？一个新的春天又要来临了，为了它的美好，卡逊们不惜自我牺牲，这也算是人类付出的代价吧。跨越千年和迎接新世纪的欢乐应该是有理由的，而且我相信那理由还不仅仅是对“我还活着”的满足，而更应该是对未来的期望。书有书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这已是无可改变的了，但倘若能从历史中学到些东西，人类的命运也许还好商量——懂得人从属于自然，懂得尊重自然，勇于约束自己，学会对自然的有限利用和补偿，用节制而不是煎熬去交换发展——理性不能够减免苦痛，却可以规避灾难，如果人们一定要寻找未来的亮色，我看到的就是这些。这毕竟还是人力所能及的，它值得我们去行动、并心怀谨慎的乐观和庆幸。